古罗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军事、国力、疆土上，都是可以与东方的中华大地一较高下的。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一世纪左右，东方是一个强大的国度“汉朝”，而西方则是“罗马”。汉朝以王莽篡汉事件为分水岭，后世学者称为“东、西”两汉；而古罗马帝国在这段时间，则是完成了从共和制向帝制的转变。

　　在罗马的历史上凯撒是一个英雄，同时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元老院在共和制已经濒临灭亡的最后时刻，回光返照地发起了一次知名的屠杀行动，他们以为只要凯撒不存在了就能缓和甚至解决共和制的危机，从而把罗马继续操纵在元老院的手中。但是他们始终不能承认的是，当凯撒被任命为终身执政官以后，罗马的共和制早已明存实亡，当统治者看到独裁的好处之时，他不会再想到复古地去遵循元老院的意愿，所以虽然凯撒死在了布鲁图的手下，但是元老院也挡不了若干年后渥大维驾驭着罗马向帝制全速前进。

　　对于渥大维这种成功的“改革”，我想到不必用凯撒来做对比，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凯撒的悲剧来源于远在亚历山大的那个女人——克丽奥佩特拉。当布鲁图手执尖刀冲向他的时候，嘴里大叫着“凯撒把整个罗马奉献给了埃及那个淫妇”。这虽然是一个借口，但是民众会接受这个借口。因为共和制也好，还是帝制也好，对罗马的公民来说，只要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既得利益，大家都不会关心。但是布鲁图的借口却是，凯撒出卖了罗马，这就影响到了罗马公民的既得利益，甚至是他们对国家的感情——人们可以轻易地接受政权的交替，但是很难接受国家的消亡。就像前苏联解体时民众的反映一样，罗马公民并不关心执政的到底是元老院还是执政官亦或是皇帝，他们关心的只是，我们原有的利益会不会受到侵害，我们应该享受的公民权益是否会消失等等。所以布鲁图就必须让公民失去既得利益——哪怕只是表面上失去，他们用凯撒出卖罗马做为理由。但是很有戏剧性的是，当安东尼公布了凯撒的遗嘱后，所有的罗马公民却将愤怒的茅头指向了元老院——因为凯撒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罗马！他的财产除了义子渥大维及亲人继承一部分以外，其它的全部用来进行罗马的公共设施建设，如剧院、浴室、休闲广场等。最后余下的部分每个罗马公民都可以分到一点——就是这一点，使得元老院彻底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而安东尼、渥大维以及雷必达的“后三头联盟”则足以给元老院以致命的打击。愤怒的民众涌向元老院，一场血腥的复仇之战也随即拉开。经过安东尼、渥大维若干年对元老院的打击，原本还苟延残喘的共和制彻底土崩瓦解，这个时候的元老院已经不再是希望维持这个共和制，而是希望至少在表面上维系元老院这个机构而使得大家在心里上仍然觉得共和制依旧是存在的——而事实却是，元老院一次又一次地向内战的胜利者渥大维诌媚，一方面授予他“奥古斯都”的称号，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将罗马的各种权利赋着于他的身上，使得原本由若干人担任的罗马执政官、监察官等职权全部集于渥大维一人身上，虽然元老院仍在，但在渥大维说服了近200位元老自动隐退以后，这个机构已经完成形同虚设，而罗马也正式跨入了帝制的大门。

　　在几乎同时一间，世界的东方，广阔的中华大地，王莽也在试图做一次改革，在儒家学派的极力鼓吹下，王莽实行了一种尚古的改革，因为儒家学派本身的观点就是“尚古”，他们认为古代社会的制度比现在的好，他们不遗余力的希望社会能够回到私有制产生以前的原始社会。王莽的改革出发点是好的，他希望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但是却忽略了这种改革必定会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而这些人正是掌握着国家的命脉所在，他们互相牵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王莽的新政权却还没有强大到可以与这种力量抗衡，所以失败就在所难免。

　　继续把话题说回罗马，渥大维成功地将共和制过渡到了帝制，并让元老院成为一个虚设、荣誉的机构，但是罗马的帝制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操纵在禁卫军的手里，他们可以决定皇位的人选，决定皇帝的生死，甚至可能公开拍卖皇位。禁卫军的设立可以说是罗马机构设置中最制约皇帝的一个机构，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罗马帝国在几个世纪里，都持续被禁卫军出卖着。这在以后的文章中，会做详细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