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管理思想
左宗棠(1812-1885),晚清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重要首领。字季高，一字朴存，号上农人。湖南湘阴人。自幼聪颖，14岁考童子试中第一名，曾写下“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以铭心志.
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举，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由好友胡林翼保荐，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下，为抵抗太平军多所筹划。1867年，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军入陕西攻剿西捻军和西北反清回民军，残酷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1864年6月，新疆库车爆发农民起义，建立热西丁政权；7月，和田建立帕夏政权；10月，伊犁建立苏丹政权；1865年1月，浩罕国（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浩罕市一带）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3月，乌鲁木齐建立清真王政权；1871年7月，沙俄武装强占伊犁；1872年6月，阿古柏在新疆的喀什、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悬挂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国旗并发行货币；1874年，日本国入侵台湾。在这种局势下，清廷内部爆发“海防”、“塞防”之争李鸿章等认为两者“力难兼顾”，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同年5月，左宗棠以64岁的高龄，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4月，左宗棠坐镇甘肃酒泉，收复新疆战役打响。1876年，指挥多路清军讨伐阿古柏，次年1月占和阗（今和田），收复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阿古柏在绝望中服毒自杀。左宗棠随即上疏建议新疆改设行省，以收长治久安之效。1879年中俄伊犁交涉时，抨击崇厚一任俄国要求，轻率定议约章，丧权失地，主张“先之以议论”，“决之于战阵”。1880年春，在新疆部署兵事，出肃州抵哈密坐镇，命令三路大军并进，彻底击溃了阿古柏残余势力，收复大片国土。1881年初，中俄《伊犁条约》签定，中国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北面的斋桑湖以东地区却被沙俄强行割去)。左宗棠应诏至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左宗棠在新疆期间，为保证军粮供给，发展地方经济，曾大力兴办屯垦业，其功绩遗泽至今。
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首领,左宗棠于1866年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获准试行，即于福州马尾择址办船厂，派员出国购买机器、船槽，并创办求是堂艺局（亦称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旋改任陕甘总督，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一年后，福州船政局（亦称马尾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1867年，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军入陕西攻剿西捻军和西北反清回民军，残酷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陕甘任间，继续从事洋务，创办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后者为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而在对洋务派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左宗棠有着独特的方法. 作为曾国藩幕府中得意弟子的左宗棠在管理思想上自然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曾国藩在管理中很是注意人才的培养,这在左宗棠的管理思想中表现的优为突出,在洋务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左宗棠认识到，我国实业发展缓慢的一大原因，在于“缺乏人才，并缺乏独树一帜之人才”。商品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左宗棠认为：“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商之竞争也；农工商之竞争，学问之竞争，实践、责任、合群、阅历、能力之竞争也”，他总结出“无人才不可为国”的结论。民族企业家还把一个企业乃至一个社会是否拥有人才，看成是决定企业成败或社会兴衰的关键。穆藕初曾说：“凡百事业之成败，全视人才之优劣。”此观点得到左宗棠的赞同.
左宗棠明确指出：“实业界适用人才，分为两两种，一种为科学人才，另一种为管理人才。”他认为，在这两种人才中，“管理人才所负之责任为至重也”。左宗棠甚至还这样认为：“我们缺乏技术人才，尤其缺乏管理人才，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则作为社会，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这种对人才重要性的认识，在当时人才和知识倍受压抑的旧中国，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可以看出曾国藩的人才战略对左宗棠的影响之深刻.
左宗棠认为择人和用人是管理工作的关键.他认为：“缺乏经营管理能力以及缺少训练有素的人才，成为企业经营管理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并说：“要办好一个企业，首先得物色好专门人才，没有人才，不可冒昧从事。”左宗棠认为人才选拔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前提，而要选拔人才，首先要能够发现和识别人才。他提出“物色人才与善用人才，实为事业家首务”，并把是否具备“健全之脑力，敏锐之眼光，灵活之手腕，坚固之信用，雄厚之力量”，作为衡量企业领导者是否称职的标准。洋务企业家择人和用人的标准，既考虑专业素质，又考虑其思想素质。左宗棠提出的用人标准是：“今日用人不患无用，而患无体。其人果正，则必有忠君爱国之心，则勤求事理必于当。”他在这里所讲的“体”与“用”，其实就是品德与才干，而他用人的标准，首先在“体”即品德。他的这种提法，虽然有效忠封建国家、封建制度的意味，但重视人才对企业和国家的忠诚心，还是可取的，和左宗棠关系密切的卢作孚在用人上坚持任人唯贤的标准，他将品德和才干结合起来，认为用人的标准是“重品德与才干”。他认为用人不可求全责备，只要有一技之长，他就任用，“全才有全才的用处，偏才有偏才的用处，要学会善用他们”这显然和左宗棠不谋而合.
左宗棠所重视的才干，既包括理论知识，更包括实战经验，注重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的结合，这也是大多数洋务企业家所强调的。穆藕初认为，用人“仅有实在经验，而无专门知识，可小就而不可大授。仅有专门知识，而无实在经验，能拟议而不能建设”。卢作孚主张对有学历、有理想、有才干者，一定要想尽办法聘请并委以重任。他对虽无学历但有本领的人，也大胆任用。水手出身的张才廷，为人精明能干又有事业心，人称土专家，原是上海轮船公司的土工程师，因无学历不受重用，卢作孚遂请他到民生公司任职，并委以重任。张在工作实践中，显示出其才能，只用了两个月，就将外国专家认为无法打捞的“万流轮”打捞上岸，对民生公司做出了贡献，也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在人才培养跟不上需要的情况下，左宗棠认为应该较多从“实用”出发，广揽实干人才。他认为，单有文凭而无实在本领，“若虚有其名，无裨实用，不如无学”。这种在选择人才时重视“实用”的思想，在当时洋务企业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左宗棠认为既要人尽其才，又要爱护人才.人才的使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尽其才，企业家要在对每种工作进行分析，确定工作的性质、难易程度以及所需学历、能力、经验之后，据此安排适合这项工作的人，使其能发挥专长；二是爱护人才，就是给人才以相应的待遇，提供较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等。
左宗棠对选拔和物色到的人才，都尽力做到人尽其才，委以重任。他认为，企业领导应善用人才，“要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同属洋务代表人物的张謇提出，用人之道在于“责任专，薪水重，上有纲纪，下无壅隔”。在这些用人原则下，许多专业技术人才被重用，并使他们有明确的工作责任、职权划分和与工作性质相符合的报酬。
左宗棠聘用洋人思想.在一些民族企业里，出于生产和技术上的需要，还以高薪聘用了外国的技术人员。左宗棠曾提出聘用洋人的主张，并在兰州织呢总局聘用了一些有真才实学的外国技术人员生作为技术指导。左宗棠为了使这些外籍技术人员很好地为本企业服务，在生活上给以较高的待遇，这些外籍人员也在改进生产、提高产品性能、提高生产率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左宗棠在聘用外国人员的问题上也是极其慎重的。他的原则是，聘用洋人只能作为暂时的措施，从长远看，解决企业的生产技术问题，还必须依靠本国技术人员。“唯致意于厂内人员的培养，与国内专才之罗致”，才是从根本上解决人才缺乏的办法，不自行培养所需的人才，实业的发展必然缺乏后劲。正如左宗棠所说：“客卿可用，在人才缺乏的情况下也应当用，但只有立足国内，致力于本国人才的发掘、使用和培养，以解决人才来源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独立自主、不受外人控制的民族企业。这种由聘用外国技术人员，到注重中国自己的技术力量，并进而为培养更多的技术力量创造条件的人才管理思想，反映了洋务企业家人才资源开发观念的转变和提高，也反映了他们独立自主发展企业的愿望。
左宗棠很注重专门人才培养.适合各种职业要求的专门人才，需要经过培养和训练。因此，对专门人才的培养，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和劳动效率，增加企业经济效益，完成企业经营目标的前提条件。洋务企业家除了对社会上现有人才尽力挖掘、量才使用外，还注重职工专业素质的提高。左宗棠曾明确指出“管理方法的实施特别重在工作人员的训练”，要“训练所有的工作人员，使其活动有效率、有技术，而且有管理的技术”。因此，左宗棠不惜花费资金和时间，在甘肃制造总局开展了对职工的培训，举办各种短期、长期的培训班，建立培训学校，加强对职工技术的训练，同时还通过专业培训，为本企业培养专门人才。左宗棠曾选送不少职工进各种专业学校接受培训，还先后选送百余人出国深造，这在旧中国洋务资本企业里确实是培养人才的一个创举。在人才培养方面左宗棠提出了“贵在实学”的原则，他说：“若虚有其名，无裨实用，不如无学”。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十分注意提高企业现有管理人员的技术和管理业务水平。如何培养和提高？左宗棠认为“人才之兴”，必须有良师入正轨，必须“如良玉美璞，细加琢磨”，“选送人才入各级学府深造，方能成器”。
综上所述，左宗棠的企业人才管理思想是十分丰富且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通过挖掘和整理，把其中有用的部分运用到现代行政人力资源管理中，即可以充实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也可对我们现代行政人力资源开发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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