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假前，我正安慰一位刚刚被炒的朋友。“算了，”我说，“实在不行的话，还能去做英语老师。”他做了个鬼脸，“别，我还没那么惨。”

在中国，成为英语教师的门槛非常之低。没准剃了毛的黑猩猩都能在中国教英语，只要有美国护照就行。我有个朋友，英语专业硕士毕业，持有国际英语教师资格证，多年教学经验；结果到中国以后，与之共事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加拿大人，高中毕业，一口坏牙，上一份工作是在音像店卖色情片。

对长期移居中国的老外来说，教英语往往是他们万不得已的选择，该职业简直是身无长技之人的避难所。这个群体是一个肮脏、几乎不能称之为人类的低层阶级。我个人倾向对他们施黥，以示区别，可能的话，对他们的活动范围作限制。

当然，如果那样的话就太离谱了。我们当中的大部分都教过英语，尽管我们宁愿将其彻底从简历上抹去。我本人做过两年教师，一年在韩国，一年在中国。但是，在来到亚洲之前，我曾愚蠢地坚信那种理想的教学生活，譬如制定教学计划，校方的充分支持，对年轻人视野的开拓等等。

我去韩国那所学校工作时，本来准备面对二十出头的顽皮孩子，结果却是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Day Adventist）教英语。虽然教徒们的教育背景都很不好，但人都不错；课本里所有涉及“咖啡”（教徒不喝）的内容都用“波斯敦”（postum）代替，后者是一种泡煮后很像咖啡，但不含咖啡因的新型饮品。“想来杯不错的波斯敦吗？” “我们去波斯敦馆怎么样？”只要我们不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教学，就会引起家长们的强烈不满。

在中国的第一年，我的工作是辅导一群有钱人家的小孩通过雅思考试，他们全部在高考中落榜。第一个学期结束了，很明显所有人中仅四名学生有机会通过，其他的学生都把时间浪费在玩电子游戏上了。

由于我受聘的公司在北京，而教学工作在中国的偏僻地区，天高皇帝远；我对辅导这些学生再没什么热情了，他们对学习的态度更没好到哪去，于是，双方达成“停战协议”——我不强迫他们出勤，他们也不会抗议我消失一周。

但是，在内心深处，我依然坚信，英语教师可以成为一个崇高的职业。我爱这门语言。我并不相信其他语言的真实存在，它们只是被丢进语言学山洞中苍白无力的影子，伴随在英语纯洁光辉的照耀下。我暗自相信，英语之所以能征服世界，并非因为殖民的力量，而是因为它就比别的语言更好。这种沙文主义观点在我所有的大学老师中广泛存在。“你知道英语比法语多多少单词吗？”其中一位掷地有声，“三倍呢，至少。”

我喜爱英语，你能从中发现其他语言的痕迹，就如同考古发掘出的地层一般，而且无需反复斟酌，部分话语就能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我曾经向一位荷兰朋友指出，房间里的任何一样东西在英语里都可以作为动词使用——“桌子、椅子、书、杯子、钟表、灯、玻璃……”诚然，最后三个词作动词时，表达的意思是“用某物打某人”，这也很大程度上反应了英国人的性情。

我对于某些初次接触英语的中国学生表示遗憾，他们要面对一个醉醺醺的外国辍学生在面前走来走去。这就好像由一个跑调的交响乐团来展示音乐艺术一样。但是，只要招聘英语教师的标准仍然是“白人就行”，大部分人没机会作得更好。